塑料回收生意好做嗎？來看看哪些塑料回收廠已經倒閉？

 

　　然而，就在同一時期，當三菱化學、巴斯夫、科思創等七家跨國企業2025年2月高調宣布啟動歐洲汽車塑料回收項目時，在法國洛林地區的一片空地上，法國蘇伊士集團、加拿大LoopIndustries、韓國SK集團合作的PET化學回收工廠遺址正被野草覆蓋。法國這個原計劃年產7萬噸再生PET的化學回收項目，在投入巨資后不到2年便宣告夭折，成為全球塑料回收行業冰火兩重天的生動注腳。
 

　　塑料回收生意究竟好不好做？從歐美到東南亞，近年來倒閉的回收工廠名單正在不斷拉長，揭示著這個看似朝陽產業背后的殘酷現實。
 

　　歐洲：政策理想與市場現實的碰撞
 

　　2025年3月，歐洲塑料回收行業協會發出"崩潰邊緣"的警告絕非危言聳聽。數據顯示，2024年歐盟關閉的塑料回收設施總產能較前一年翻了一番，機械回收的消費后塑料產量較2022年下降7.8%，僅為710萬噸。
 

　　英國Viridor公司關閉Avanmouth物理回收工廠的決定頗具代表性，這家行業巨頭明確將原因歸咎于"英國政府政策拖延，缺乏增長塑料回收率的法規"以及"全球原生聚合物供過于求"的雙重擠壓。更具諷刺意味的是，就在歐洲各國高舉環保旗幟時，2024年歐盟塑料垃圾出口量卻激增36%，本土回收努力不增反減。
 

　　英國Biffa公司的遭遇更是將行業困局具象化。作為英國領先的廢棄物管理公司，Biffa于2025年初宣布關閉其位于桑德蘭市華盛頓鎮的塑料回收廠。這家年處理能力達3.9萬噸的工廠，因市場環境日益艱難，尤其是清洗后的HDPE和PP碎片，面臨嚴峻市場挑戰而停產。這一案例進一步凸顯了英國塑料回收產業在市場波動中的脆弱性，與其他英國企業的困境形成呼應，共同描繪出英國塑料回收行業的艱難處境。
 

　　荷蘭成為歐洲回收業崩塌的重災區，一年破產5家。
 

　　2024年12月中旬，年產能1.8萬噸的Stiphout Plastics在廉價進口再生料沖擊下破產，即便有化工巨頭利安德巴賽爾持股50%也未能挽救頹勢。同樣在荷蘭，曾獲食品級認證的Umincorp公司因原生塑料價格過低，最終在工資與能源成本上漲的夾擊中倒下。最令人唏噓的是Ioniqa公司，其先進的PET解聚技術雖能生產食品級再生料，卻因無法在短期內實現正現金流而破產，重啟計劃不得不以裁員一半和關閉工廠為代價。此外，還有Vinylre cycling于2024年11月申請破產，該公司PVC廢料處理產能為每年2至3萬噸，因為向第三國出口PVC廢物，被判定為非法出口，導致其財務狀況削弱。Blue Cycle也于2024年底申請破產，該公司每年處理2.5萬噸塑料廢棄物，因為化學氣味引起的健康投訴和財政壓力，面臨來自當地社區的阻力和財務困境。
 

　　這些案例暴露出歐洲回收業的致命矛盾：政策制定者追求的循環經濟目標與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嚴重脫節。歐盟《包裝和包裝廢棄物法規》要求分階段提高再生材料比例，但當rPET透明瓶片價格每噸下跌10歐元，彩色瓶片暴跌45歐元時，企業的合規成本已遠超承受能力。
 

　　美國：資本狂歡后的快速退場
 

　　美國塑料回收業的潰敗往往帶著更濃的資本鬧劇色彩。明尼蘇達州的Myplas工廠堪稱典型，這家由通用磨坊、塔吉特等巨頭聯合投資2400萬美元的回收企業，在2023年底正式投產不到兩個月就突然關閉，留下空蕩蕩的17萬平方英尺廠房和未解的財務謎團。項目原本計劃每年處理9000萬磅(約4萬噸)聚乙烯薄膜，產出食品級再生樹脂，甚至獲得近150萬美元政府補貼，卻在"改變中西部回收格局"的豪言壯語中倉促落幕。同時也反映出其商業模型存在致命缺陷。例如，其成本結構中本地廢料收集與分揀成本占比超40%，遠高于亞洲同行。
 

　　更早的警示來自2018年ParcCorp的倒閉。這家年處理1.8億磅塑料中約60%依賴進口廢塑料(主要來自中國轉運的歐美廢料)，是美國第十一大多料加工商，因中國進口禁令導致業務線斷裂而自愿解散。公司總裁Kathy Xuan的哀嘆頗具代表性："進口限制永久關閉了既定的商業機會"。從擴張計劃中的四座工廠到全線崩塌，ParcCorp的興衰軌跡揭示了美國回收業對海外市場的深度依賴，以及應對政策突變的能力缺失。
 

　　美國回收企業的脆弱性在原油價格波動中暴露無遺。2025年7月原油價格穩定在532元/噸的水平，使得原生塑料保持價格優勢，進一步擠壓再生料市場空間。這種市場機制下，美國回收企業既缺乏歐洲的政策保護，又沒有亞洲的成本優勢，陷入"高不成低不就"的尷尬境地。Myplas工廠的快速夭折證明，即便有巨頭背書和政府補貼，在原生塑料與回收塑料的成本競賽中，資本也難以扭轉市場規律。
 

　　全球困局：三重絞殺與破局微光
 

　　橫亙在全球塑料回收商面前的是三道難以逾越的鴻溝。
 

　　首先是成本絞殺：歐洲能源價格上漲、美國資本成本高企、東南亞人工成本上升，使得回收處理費普遍超過原生塑料生產成本。荷蘭Umincorp公司的倒閉報告直言不諱："材料在價格方面無法與市場上的原生材料競爭"。
 

　　其次是政策搖擺：歐盟一邊提高回收目標一邊放任廉價再生料進口，英國一再推遲資源與廢棄物戰略實施，美國聯邦與州級法規相互矛盾。這種不確定性迫使企業在合規成本與市場風險間艱難平衡。歐洲塑料回收協會主席Ton Emans的警告直指核心："如果不將塑料回收視為戰略產業，整個價值鏈將持續衰退"。
 

　　最后是技術陷阱：化學回收被寄予厚望卻屢屢受挫。殼牌公司2024年放棄"2025年轉化100萬噸廢塑料為熱解油"的目標，承認該計劃"不可行"；法國洛林的PET化學回收項目因"投資遠超預算"而終止，證明當前技術路線仍難突破經濟可行性臨界點。即便像英國Viridor那樣轉向化學回收，通過收購Quantafuel押注新賽道，也只是少數企業的戰略調整，而非行業普適方案。
 

　　在這片肅殺中，并非沒有破局嘗試。歐盟正考慮實施嚴格的進口管制，限制不符合可持續標準的再生料入境；Ioniqa公司破產后重啟，計劃通過技術授權模式延續生命；亞洲PLA項目的大規模投產雖沖擊了歐美企業，卻也推動著材料技術迭代。這些微光能否燎原尚不可知，但至少證明行業并未完全絕望。
 

　　塑料回收生意從來不是簡單的環保善舉，而是需要政策、市場、技術協同支撐的復雜系統工程。從法國洛林的廢棄工廠到美國明尼蘇達的閑置設備，這些倒閉案例共同訴說著一個殘酷真相：在原生塑料依然廉價、政策支持不夠堅定、技術突破尚未到來的當下，塑料回收生意注定是一場艱難的修行。那些試圖在環保理想與商業現實間尋找平衡的回收商們，正在書寫著循環經濟時代最悲壯的創業史詩。